疫情在国内还较为严重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内容有关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警报应该何时拉响。在随后的大量事实和报道面前，我们发现，面对突然而至的新冠肺炎病毒，无论是前期预警，还是后期防控，从大都市到最基层，“依法”两个字都面临了太大的挑战。在春暖花开，国内疫情控制形势向好之时，我们或许该反思，突发事件下，法治的重要地位和指导意义。

　　在采访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行政法学教授赵宏时，她很坚定地告诉我说，“我们的法律并非没有跟上，反而是预估到了每一项，只是在适用的时候，政府机关可能会对疫情信息是否准确、是否影响政治目标做考量。”她说，我国不仅有传染病防治法，还有突发事件应对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在未确定新冠肺炎病毒为传染病时，完全可以根据后两部法律条例要求，发出预警信息。三部法律规范中，面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时，都将及时、准确、客观作为重要原则，“而及时是排在第一位的，并非准确”。

　　显然，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信息发布，相关地方政府运用法律并没有这么娴熟与规范。这次疫情让全国无一省份幸免，和预警不及时恐怕不无关系。

　　大城市的预警没有把握好法律的指导，小城市“硬核”防控政策是否有违法律规定也被学术界诟病。例如，某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的第17号令中写明，违反本令，一律处10日以下治安拘留。其中内容就包括所有城镇居民，必须足不出户，严禁外出；农村村民，严禁在村湾内闲逛、串门、聚集。不少法律学者指出，对于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只能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才能设定，地市甚至区县一级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不能设定任何行政处罚。

　　在这场疫情防控中，还有个别工作人员打着防疫的旗号为所欲为。某地一个乡村，一家三口在家里打麻将，几个戴着红袖章的防疫人员径直进屋，先是推翻麻将桌，年轻人反击后，更被工作人员控制，连扇耳光。某市一小区防疫人员以防疫期不能遛狗为由，将业主带下楼的宠物狗打死。在疫情防控初期，全国不少地方封村、断路，有的地方发现湖北返乡人员后，用铁链从外面将其大门锁住。

　　特殊时期，特殊政策，可以理解，但是所有的特殊都得以法律为底线，都得依法行事。

　　当然，也并非所有城市都表现得不好。《三联生活周刊》2月27日的报道称，在武汉疾控中心对公众发布预警（12月31日）后，第二天上海公卫中心就以中东呼吸综合征为假想敌，对公卫中心的医生、护士、后勤、保安等人员进行了培训并预演，还成立专项的应急办公室。同时，公卫中心还通过本地媒体发表文章，向市民科普冬春季“病毒性肺炎”怎么防。这样的预警结果是喜人的，这个2400万人口的城市，日确诊人数只有个位数，没有医务人员感染。

　　为了强化群防群治抵御疫情的法治保障，上海还通过了《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力做好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明确了单位和个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如果不是这场疫情来势汹汹，很多人以为法治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最起码在管理者的心里应该是根深蒂固的。然而在这次突发事件中，我们看到了法治思维的缺失，“依法”两个字，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去践行。法律不完善的时候，可以立法、修法，可是在法律已经可以保驾护航时，更应该思考如何依法办事。